毛主席访苏回国见一急报大怒，邓小平紧急部署，最终灭敌116万
文|李冕智编辑|林画1950年2月，毛主席从苏联访问归来。这次访问与苏联成功签订同盟协议，为新中国的发展谋取了巨大利益，所以主席的心情很不错。可毛主席刚回到北京没几天，一份来自西南军区的电报却将主席的愉悦心情破坏。主席沉默地读完了电报，捏着电报的指节微微发白，与主席相处多年的秘书、卫士们都知道，主席这回是真生气了。不久后，随着中央几份文件的发布，担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立刻展开雷霆行动，并在随后三年的时间里一举消灭116万敌人，还西南人民一片海清河晏。那么，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居然令主席勃然大怒？盘踞西南地区敌人的真面目又是什么？邓小平又是如何消灭敌人的呢？接下来请听笔者娓娓道来。龙潭寺惨案1950年1月，正在四川负责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工作的解放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突然接到军委总部的调令，命他即刻启程回京，前往国外担任外交部的驻外武官。一个月后，也就是2月5日这天，朱向离一行人从石板滩镇启程赶往成都，由于当时西南匪患猖獗，敌特分子活跃，所以上级特地调了一个加强班的兵力护送朱向离。急行二十余华里后，一行人来到龙潭寺管辖的院山寺。正当一行人准备在寺庙暂时歇脚时，一道枪声划破了平静的山林，待朱向离等人回过神时才发现，彼时院山寺周围的山林中人影绰绰，上百名土匪早已将此处团团包围。不远处还不断有土匪援兵加入包围圈，朱向离派出通讯员前去探清虚实，未曾想凶恶的土匪不由分说，直接将通讯员残忍杀害。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见时机成熟，土匪们一拥而上，一边对朱向离等人做火力压制，一边朝他们猛扑过去。土匪中还有不少没有武装的地方百姓，朱向离等人担心伤及群众，所以在还击时颇受掣肘，最终无奈寡不敌众，全班战士壮烈牺牲，朱向离身中数弹负重伤突围，躲藏在老乡家中。可惜还是没能逃过土匪们的追剿，被敌人抓获并关押起来。穷凶极恶的敌人对朱向离百般羞辱，对他提出各种过分的要求，可朱向离无产阶级铁铸的意志并不允许他向敌人委曲求全，反而义正言辞地向敌人宣讲党和国家的政策，令敌人颜面尽失。恼羞成怒的敌人以极其血腥残忍的手段将朱向离杀害，随后抛尸荒野，好在院山寺的僧人事后将他的遗体找回，并悄悄埋在寺中，这才得以保存。龙潭寺惨案的发生，仿佛沉寂的草原出现了一丝血腥味，滋生更多的杀戮。随后几天里，成都周围的邛崃、温江、崇宁、郫县等10余座，均遭遇土匪袭击，川西平原陷入动荡。紧接着，动乱如瘟疫般向外蔓延，令整个西南地区蒙上一层血色。同年2月11日，贵州金沙县被2000余土匪包围，解放军一个排和民兵组织坚守堡垒三昼夜，直到援军赶来才将敌人击退。同月17日，西康省省会雅安被再度变节的国军投诚部队和上万土匪包围，守城将士又是经历一番苦战，才令敌人退却。次月，驻守贵州毕节和铜仁的46、47师供给部长张维友、李俊峰，带着两个班押运物资走出贵阳，没走几里路，便遭到敌人袭击，押运人员全部阵亡，物资也随之被劫。由于土匪的袭扰，西南地区陷入大范围的动荡，交通堵塞、市场萧条，人心惶惶，尤其是在成都、重庆两座大城市，物价飞涨。形势相当严峻，倘若不尽快解决西南匪患，人民政权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西南军区将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上报中央，请求中央早日作出决断。恰好此时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得知西南地区的情况以及一桩桩惨案后，主席心痛不已，立即召开会议商讨此事，并在会后先行着令邓小平等西南地区负责人尽快开展剿匪行动。1950年3月中旬，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西南各军区野战部队分出部分转为剿匪部队，在各级剿匪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大规模剿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则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和《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揭开帷幕。但是，人们总说“前因后果”，没有前因，何来后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之所以各地藏有如此多的反革命分子，而西南地区的匪患又如此之猖獗，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国民党种下恶果。遗臭万年的计划1949年10月，随着解放军相继解放华东、西北和中南大部地区后，部分国军以及国民党高层已经跟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可老蒋并没有彻底死心，他在台湾遥控国民政府，将首都从广州迁往重庆，并提出“固守西南”战略，在西南形成割据势力，作为日后反攻大陆美梦的基地。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残存的国军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分别撤向西南各省和广西一隅，打算负隅顽抗。但当时的国军早已是强弩之末，1949年11月，解放大西南战役打响，12月9日，云南、西康两省国民党当局宣布起义。四川、贵州两省也有不少地区和平解放，国民政府的西南江山已去其半，而其余国军则在解放军烈火般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直至同年12月27日，解放军共消灭国军90余万，解放贵州、四川、云南、西康四省，蒋介石割据西南的美梦彻底破碎。虽然解放军的进展如此之顺利，但在凯歌高奏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不小的隐患。首先，解放西南的过程中，不少国军主动投诚，而战俘营中还关押着大批国军俘虏，如何妥善安置他们，成为中共西南局面临的当务之急。对待起义投诚部队，我党一贯是礼遇有加，大部分是在不动原有编制的情况下，将他们纳入解放军体系，例如在龙潭寺惨案中遇害的朱向离，就是负责这部分工作。可国军中大部分士兵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又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进步思想的洗礼，具有典型的旧军人特点。所以哪怕是我党对他们给予有待，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短时间内也很难将其转化为作风优良的解放军部队。其次，盘踞西南一带，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成为影响治安的定时炸弹。所谓“袍哥”，其实指的是四川哥老会成员，而哥老会在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并称为民间三大帮会势力，其性质不言而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首都迁往重庆市时，连蒋介石都对哥老会尤为忌惮，特意嘱咐杨虎等人提前来到重庆与哥老会协商，做思想工作，足见哥老会在四川地方的影响力。可在新中国光辉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不允许黑恶势力的存在，无论是青帮、洪门还是哥老会，都必须弃暗投明，接受新时代的改造成为良民。就算是黑帮巨头黄金荣，都得服从安排到上海大世界去当环卫工人。因此，哥老会与我党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如同一颗不可拆卸的定时炸弹，只能妥善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便是老蒋在离开大陆前布置的后招。早在1949年初，随着国军在三大战役中相继落败，士气萎靡，实力更是滑坡式下滑，反观解放军则是越战越勇，大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眼见攻守易势，蒋介石已经提前做好了全面溃败的心理准备，一面部署长江防线，一面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与当地不满中共统治的封建势力狼狈为奸，共同拟定了《西南地区应变计划》、《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在云、贵、川、康四省建立15个游击区，设35个特务组，设立140个秘密电台。除此之外，这些国民党特务又奉命创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四川办了5期，训练出3000余人，贵州办2期，训练1600余人。在我党进驻西南之前，这些所谓的“受训干部”便带着活动经费前往西南各地，收拢亲信、占山为王，成为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最大阻碍。其中一些势力较大的土匪，甚至和正规部队一样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授予番号，发放军饷，比较著名的就是李弥麾下的“云南反共救国军”，因指挥官为李弥，所以这支部队也被称作“李弥部队”。而他们最著名的事迹，便是在中南半岛创立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毒品天堂——“金三角”。李弥部队实力最强时，曾以数万人武装攻入我国云南边境，连下多座县城，而且一度受到美国政府空投物资之类的支持。多重影响下，当解放军入驻西南后，各地土匪开始作乱，哥老会从中浑水摸鱼扰乱治安，起义投诚部队见国军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似乎“反攻大陆”并非空话，一切还有回旋余地，于是也就跟着叛了。一时间，整个西南乱成了一片，西南局计划受到极大影响，原定第18军要在1950年4月份开进西藏，可受到西南匪患的影响，计划只好推迟。面对眼前的乱象，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深知，事已至此，只好下一剂猛药刮骨放血，才能还西南百姓一片湛湛青天。对症下药确立当前工作重心后，西南局将各地剿匪委员会设为一元化的领导机构，全权负责各地剿匪指挥、政策协调、号召群众等工作。尤其是在调动群众方面，解放军是从人民中走出的军队，使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向来是我军的强项。通过剿匪委员会走访调查得知，之所以先前有如此多的群众加入到匪寇的队伍中，其中绝大多数群众是受到土匪裹挟。例如宣称“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不从者杀”，在死亡的恐惧面前，老百姓们自然只能被迫加入。而且匪寇们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改变宣传方式，比如针对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百姓，匪寇们便叫嚣“开仓济贫，抗粮保命”、“饿死不如战死”，诱惑贫民跟着他们。甚至有时候，土匪还会刻意制造百姓和解放军之间的矛盾，号称“只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针对这一情况，西南局始终坚持“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那些受威胁加入土匪队伍的百姓宽大处理，并奖励在剿匪过程中有功的群众。见我党摆明态度后，不少摇摆不定的百姓立刻选择与匪寇们划清界限，并积极参与检举揭发，帮助解放军找出匪寇的藏身点以及潜伏在群众中间的特务。在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西南军区也开始了大规模行动，光是四川就一口气集结了20多个师参与剿匪行动。川西军区集结8个团的兵力，清扫盘踞在成都周边县城的匪寇，先后组织6次大型围歼战，共歼灭大小股匪60余股，总计共4000余人，基本肃清了川西平原势力较大的土匪。1950年3月底，巴县以公审大会的形式判处匪首“中国人民救命军第十八军”副司令李峨生、参谋长郭文修死刑。整个西南剿匪期间，被处刑的匪首数不胜数，但其中最著名且反响最大的，还是素有“双枪老太婆”之称的赵洪文国。赵洪文国生于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做亡国奴的赵洪文国与儿子变卖家产，组建游击队与日寇斗争，一路从东北打到华北，在北方民众中威望甚高。可在抗战结束后，赵洪文国与蒋介石搭上线，因其秉持的“正统思想”与蒋介石相投，所以被老蒋颇为看重。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命赵洪文国为冀热辽边区游击第二路军绥靖司令，一代英雄因此堕落。老蒋逃亡台湾前，曾特意嘱咐她“奋起抗日精神，发扬游击经验，扩充川滇黔反共大军，复兴中华，树立新功。”随后，赵洪文国率一个师进驻重庆，打算负隅顽抗。解放军入川时，念在赵洪文国过去抗战有功，所以特地派遣代表劝其起义投诚，可赵洪文国却是食古不化，不仅多次杀害谈判代表，还率领麾下流传蜀中各地，于什邡、茂县、彭县等地招募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西南剿匪中，为祸一方的巨寇赵洪文国作为剿匪的重要目标，自然难逃劫数，最终落入法网。截止至同年5月，共有1000多名匪首被西南局批准予以死刑，眼见一个个为祸一方的恶霸土匪被处决，群众对这场剿匪战争的信心倍增，而不少游移不定的土匪势力也树倒猢狲散，不攻自破。与此同时，西康、贵州、云南等省份相继开展大规模剿匪行动，战果丰硕，据统计，光是1950年4月，西南军区就歼匪85433人，投诚者有38676人，既体现了解放军的剿匪力度，也足以窥见匪患之严重。好在第一波大规模剿匪后，各地逐渐安定下来，类似于悍匪围城的恶性事件，也极少再重演，可新的问题接踵而来。随着大股匪寇被消灭，部分顽固分子带着精锐力量遁入我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山区，随后化整为零，与我军打起了游击战，并以集中对分散、分散对集中的战术，令我军将士不堪其扰。起初，解放军战士们认为大局已定，敌人不成气候，正面一击即溃，所以意识有所松懈，哪知道敌人开始玩起游击战术，东边放放火，西边抢枪粮，我军很难找到全歼的机会。而长途奔袭追击敌人，又使战士们疲于奔命，士气也因此受到影响。但要说起游击战，其实敌人连我军的皮毛都没学会。在调整心态后，西南军区高层迅速制定了全新的剿匪方案，即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现在匪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外围布置包围圈，将外围的敌人打扫干净，随后压缩包围圈，所有参战部队层层推进。待敌人被迫隐入山林或群众后，我军分为上百个小分队，漫山遍野进行地毯式搜索，继续发动群众，并派出便衣暗地调查，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敌人无所遁形，所谓的匪患区也因此得到彻底净化。在重点进剿、组织边区会剿、深入清剿和肃清残匪等一系列的剿匪行动下，西南地区的匪患日渐平息。直至1953年，西南地区共剿匪116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00 余门、各种枪60万余支，西南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终于回到正常轨道，社会民生得到安全保障，人民政权的根基也更加坚固。当然，作为西南剿匪的导火索之一，龙潭寺惨案的罪魁祸首——巫杰，始终被解放军惦记着。1950年2月，也就是龙潭寺惨案发生两天后，巫杰率领的土匪便遭遇开国少将邓仕俊的突袭，其部下全军覆没，但他本人却侥幸脱离战场。同年5月，巫杰集结数百土匪卷土重来，大张旗鼓地攻打眉山政府，但彼时的四川早已全面戒严，解放军闻风出击，巫杰麾下的乌合之众顿时土崩瓦解。而这次再没有好运眷顾的巫杰，被细心的群众找出，交予人民政府审判。不久后，军管会在龙潭寺附近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手上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巫杰毫不意外地被判处死刑，在行刑时，执法人员特意使用了朱向离生前使用的手枪，将巫杰击毙。为了纪念在龙潭寺惨案中牺牲的朱向离及一众解放军战士，当地政府特地在院山寺修建了烈士陵园，直到今天烈士的遗骨依旧安葬在陵园内，守望着这片富饶安宁的土地，将他们勇于斗争的精神传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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